从马丁路德的心理问题解决方法看东西比较
三月 17th, 2007 — yijun选择路德做典型是很自然的,他可以说是新教的心理解决方案的原始制造者。
恰好,路德的年代,1500年,同期的对照者在中国有现成的王阳明。我们来比较这两人各自所发生的心理困难的状态差异,和解决方案。从这个比较可以很明了看到当时东西方精神发展的状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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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路德做典型是很自然的,他可以说是新教的心理解决方案的原始制造者。
恰好,路德的年代,1500年,同期的对照者在中国有现成的王阳明。我们来比较这两人各自所发生的心理困难的状态差异,和解决方案。从这个比较可以很明了看到当时东西方精神发展的状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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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的刘基传比较简略,不过有郁离子一书可以用来窥测其人。
刘基有几个要点:
1.博闻多识,家学渊源固然是一个原因,他自己聪颖还是关键,因为站在他那个时代,所谓学问,只有很少的几个要点,抓住了那些要点,想通达并不难;
2.外儒内道。他整个的一生,起始的构架是一个期望经世致用的儒生,但他的内在手段,则到后来,特别是到50岁时去辅佐朱元璋开始,演变为精悍的道家气魄。可惜的是他在老到上不如张良,竟未做到安乐辞世。
然后,不妨比较下刘基与明中叶的王阳明。
年轻时,两人都是汲汲于功名之徒,刘基是受限于元朝蒙古人的忌讳,王则受制于权宦当朝的黑暗。但,刘基生当乱世,说得好听是一种激荡的环境,说得不好听, 是沸腾而浮躁。因此其学习取向在于实用,在于争先手和大势,以避凶趋吉。而王阳明呢,则是处于一个沉闷而黑暗的高压环境里面,社会的先进份子,不能有太多 的行动,就只有向内求进步。王阳明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压环境下,特别是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死流离途中,向内走到了一个相对明澈而稳定的位置。
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的不同,导致其中的人,也是各显胜场。
同样是征战生涯,刘基竭尽谋士的职责,而王阳明则负有全部的督率职责。刘基眼前是将倾之大厦,人人都以求生存,找机会为急务;王阳明的眼前则是一幢老宅,需要新鲜的能力,为老宅续命。
刘基的学问,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谋略,天文,兵家等部分。对于刘基来说,最需要认识清楚的,是朱元璋这个非常缺乏学识基本素养的草民,因此刘最需要的,是一种冷静的周旋态度,无论是严肃的战场上的战术战略,还是私密的对朱元璋解梦,都在背后存有那个态度。
大体上,刘基是承学而应用者,王阳明是筑基而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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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临终时,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当时他内心之境地,后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感受到。因为后世的人们对他的推崇,莫不夹杂了自己对于其事功的羡慕,或隐或显。而这个夹杂,一般就导致后学者看不到阳明先生贯穿一生的内在艰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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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先生(王阳明之弟子)在冲元跟1百多学生说了如下这番话:
先生曰:自先师提出本体工夫,人人皆能谈本体说工夫,其实本体工夫须有辨。自圣人分上说,只此知便是本体,便是 工夫,便是致;自学者分上说,须用致知的工夫以复其本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致也。世之议者或以致良知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师尝谓人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戒慎恐惧若非本体,于本体上便生障碍;不睹不闻若非工夫,于一切处尽成支离。盖工夫不离本体,本体即 是工夫,非有二也。
王阳明把人生存于此世间的根本任务,归结到“致良知”上。但平常人若从字面上看,致良知,这三个字实在是空泛得很。
首先阳明把人进步的根本称为“知”,那么什么是知呢?是不是平常我们的认知,知识,观念…等都是知呢?
然后阳明给知加上一个良字,表示人的正当选择,但这个良如何由我们判断出来呢?
最后那个良知又如何获得呢?单纯说一个致字,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啊?
所以致良知这三个字,本身带出来的问题一大堆。
于是阳明说,单纯就人的精神而言,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体,和工夫。所谓本体,就是人的心灵本质。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立,不是一个可以用解剖刀弄出来给人 看的东西,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它首先本身就只是一个对自我感知的结果,然后只有这个自我达到一个特定的状态下,才能出现自我认定为本体的感知,因 此,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本体不是外人可以通过描述而被我向外看到的一样东西,而是完全地向内,走到一定位置,才开始感知到的东西。
但人世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这个“走”,我们如何才能向内走那么远,以至于达到一个本体的感知呢?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工夫。
因此,本体是一个目标性的东西,而工夫,是达到那个目标的途径,这两者当然可以说成是一个东西:没有工夫,达不到本体,不存在本体的话,工夫也就无意义。
然后阳明开始讲,本体可以如何描述,工夫又可以如何描述,但这两个东西不是什么东西,干脆,阳明使用了可以付诸操作的方式来说明它们:”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
为什么说戒慎恐惧是本体呢?戒慎恐惧,纯属状态的描述,作为本体,我们当然只能尽可能地从外面来描述,而无法说它是如何如何组成,那个感觉到位了,也就约略达到了本体的意思。什么感觉呢?
戒,可为不可为,无丝毫混沌处,天然明晰的判断
慎,细微密集处,莫不庄严以待
恐惧,敬畏,面向自我本体,而非外物。
为什么说不睹不闻是工夫呢?人之处世,或睡或醒,醒的时候,眼耳鼻舌身,还有大脑的意念,无不是在忙碌着的;睡的时候呢,大多数时候至少意念并未停歇。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下自己,是不是所有这些都注定无法止歇,哪怕一会儿呢?
实际上,那个止歇,就是功夫,就是我们所需要从事和训练的功夫,阳明先生只是略言为不睹不闻而已。
如果还有些悟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无法止歇的结果,确实就是“于一切处尽成支离”,世界被我们的庸常感知所粉碎了。
今人讲学,以神理为极精,开口便说性说命;以日用饮食声色财货为极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讲解得性命到入微处,一种意见终日盘桓其中,只是口 说,纵令婉转归己,亦只是比拟卜度,与本来性命生机了无相干,终成俗学。若能于日用货色上料理经纶,时时以天则应之,超脱得净,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见 定力。极精的是极粗的学问,极粗的是极精的学问。精精粗粗,其机甚微,非真实用工之人,不易辨也。
此段申述,非常清楚地表现了龙溪的悟境,不是真实抵达那个境界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切实揭发出那个隐秘真相的。
对于常人而言,最高的精神位置,是“想法”,是“理念”;对于问学之人,有专致的精神经历以及阅读思维体验,因此能够滋生出观念,直至系统而圆满的观念;进一步,对于人间导师,能够以其观念贯注常人有“分别见”的诸多意识领域,从而被奉为导师,可堪学说与思想。
实际上,歧误最深切难返的,正是在那些丛生之学说思想那里。“开口便说性说命”只是曾经的一个小例子而已,现在这个时代了,我可举为例的就太多了,例如Heidegger,我忍不住要用他来例示西方思想的成就,正是这个高度。
吾人今日讲学,未免说话太多,亦是不得已。只因吾人许多习闻旧见缠绕,只得与剖析分疏。譬诸树木被藤蔓牵缠,若非剪截解脱,本根生意终不条达。但恐 吾人又在言语上承接过去,翻滋见解,为病更甚。须知默成而信,孔门惟颜子为善学。吾人既要学颜子,须识病痛,斩除得净。不然,只是腾口说,与本根生意原无 交涉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灵明处认为戒惧工夫,才涉语言应接,所守工夫便觉散缓。此是分了内外。一念灵明无内外、无方所,戒慎恐惧亦无内外、无方所。识得本体原是变动不居,不可以为典要,虽终日变化云为,莫非本体之周流,自无此病矣。
吾人学问,自己从入处,便是感动人样子。从言语入者,感动人处至言语而止;从意想入者,感动人处至意想而止;从解悟入者,感动人处至解悟而止。若能离此数者,默默从生机而入,感动人处方是日新。以机触机,默相授受,方无止法。此颜子所以如愚而未见其止也。
吾人今日讲学,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义。《中庸》结末开口说个淡字,正是对病药方。淡原是心之本体,有何可厌?惟心体上淡得 下,便无许多浓酽劳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几,可与入德,直入至无喜无怒、无声无息。只是淡到极处,立心为己,便是达天德根基。若起头清脱不出,到底夹带包 藏,只在世情上拣得一件好题目做,与孔门黯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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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527年的夏历九月初七,阳明先生即将南下平抚土司之乱,临行前两个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进道的涵义上,心思意念是可绝对两分的,非黑即白,非善即恶,丝毫迟疑不得,半点混沌不得。故阳明先生常使用善与恶这一对范畴来泛指这两种内心势力。
落实到修证上,那么我们日常究竟该如何做呢?王畿性聪颖,体认到自我心灵本体,是空寂常明的,故认为善恶本无,心意一动,才沦入善恶可判的境界;钱德洪则 性笃实,认为心之本体,毕竟只是潜居于后,日常言行,仍需谨守而勤劳,明烛于心,在日常中总是去看出个黑白分明来,总是做出个善恶取舍来。
天泉证道纪
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
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
阳明先生用词为“良知”,实则重在“知”字上。人根本的救药,正是在知性的能力上。这个知,是极度强大的领悟和极度困难的证悟的结果。但常人之所谓知,反倒正是昏暗之渊薮,故先生加一个良字,以示此知非彼知。
既然标举良知,那么自然而随后的问题就是,如何由此知达至彼知?先生概括为上面的4句话,由合而分,以灌注精微而充盈的涵义。
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 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 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着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着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 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权法,权宜之法.之所以由良知一词,分而为四句,正是权宜的说教而已.终究而言,四句话讲的就是同一个东西.
绪山子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
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比从人脚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
时,夫子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
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
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 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 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 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 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 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 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 通,始为善学耳。”
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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