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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 Archives } 科学

科学的必要条件是可证伪与可重复吗?

本文将讨论如题所示的问题,并籍由事实叙述,而给出一个答案。
首先看,科学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何以有此问题? 很简单,为了区分出某些东西,不是科学,是非科学的。 那么,何以需要作此区分? 因为有些东西(观念、理论、概念),或者是直接与既有的已被明确为科学的结论或客观事实相冲突;或者是它具有潜在的可能性,来推导出一些结论,与既有的已被明确为科学的结论或客观事实相冲突,因此,有必要在它还没有推导出那些结论之前,就按照某种判据,来断定它非科学,从而剥夺其成为思维内容的合理性。
所以,这里面其实存在多种可能性,让我们分别予以分析。
第一种可能性:直接与既有的事实相冲突。例如,某理论说,2000年1月1日世界末日、水瓶座出生的人冷漠之类的。这种情况看似简单,但也不简单,因为: 1,得看这个结论本身是否明确,如果结论本身不明确,例如,”水瓶座出生的人冷漠”,不同星座出生的人可能都有冷漠的时候,那么,这个结论就是不够明确的。如果结论本身很明确,例如,”2000年1月1日世界末日”,直接与事实冲突,那么还得看: 2,到底这个结论是该理论的必然结论,还是根本谈不上理论,而只是一堆观念或结论的杂凑,即本身缺乏成熟的理论。例如,”2000年1月1日世界末日”,这个结论,很可能只是某个神仙的断言,而没有说明这个神仙之存在的合理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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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开了个头,才发现这么写很麻烦,得举无数例子,才写得完。 所以换个写法,以便先直截了当给出结论。
要判定一个东西,是否科学,这里面预设了一个假定,就是,对于什么是科学的,人类已经能够做出成熟的判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无疑是真实的。问题是,这种判定,是否已经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以至于只需要经由一个机器判别条件,就足以加以判定呢? 所谓机器判定条件,就是对于一个东西,你完全不需要了解它,哪怕是用一台机器,也能够进行充分的判定。这就是机器的工作原理:任何处理事务信息的机器,其实都不了解信息本身的涵义,而只需要根据规则加以运行即可。这就是所谓机器判别条件。 某些所谓的科学哲学家正是持有此一观点。他们给出的这种必要判别条件,就是可证伪性和可重复性。 这两条是非常好表示的,机器只要看到你这个东西,表达出了一个可证实自己为假的命题形式,然后看到你能够稳定地重复表现自己的结论,那么它根本不用理解你这个东西的涵义,就可以判定你这个东西,没有通过这个检验,就不是科学的。
然而,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场景,就是我们某种行为的合理性,可以籍由某种形式化判决机器予以判决。实际上,真正有效的判决,来自内证,来自基于理解的判决,这样一种判决,就不可能是表示为形式化的机器判决。
所以说,把可证伪与可重复当作科学的必要条件,是严重简化了、甚至是抹杀了科学的涵义,是运用形式手段根本扼杀了科学的开放性,也就是人类理性的开放性。
当然,形式化的判别,也不是全无用处,正好象形式化的数学,可以用来整理出一个井井有条的已知数学世界,而很难面向未知的数学世界一样,形式化的科学判别法则,只能面向已确知的科学知识领域,而很难面向未知的科学知识领域。
这就是我反对庸俗科学哲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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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对精神的蔽障.续3

为什么可以说困惑一扫而空呢? 这个立场,无非只是对精神的一个先验肯定:它存在,本身表明宇宙所赋予的它可以存在的空间。注:这个空间,不是指物理空间,而是指信息概率空间,就是这样一种生命形态精神形态,居然是可以成立的,这个事实所表明的可能性空间。 为什么不做这个先验肯定呢?既然我们已经是在以精神之姿,来面对此宇宙。 然后,再从这个先验肯定出发,来化解我们的诸多困惑。
第一个困惑:上帝与死亡。 既然精神是这个宇宙自身的属性,那么我们每个个体,无非就是这个宇宙用来实现其精神的一个制品,你自己往前走,你就是宇宙这个精神本身的实现者,你愈往前,愈成就为宇宙的前锋。那么,我们还需要上帝么? 至于死亡,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规则,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精神的本体,在一代一代的个体交换过程中,仍旧其本质。
第二个困惑:人类物理实质带来的无意义感。 人,只是一堆原子,这个景象造成了无数人深刻的焦虑和虚无感。太阳有生死,人类恐怕也难逃覆灭,这个预境同样给无数人深刻的打击。 诸如此类,都是人类的物理实质,带给人的无意义感。 但,若是我们更进一步看到,精神乃是这个宇宙内秉的属性,那么,即使只是一堆原子,但这一堆原子,恰好表明了宇宙的机巧构造,表明了这个宇宙的历史里面,精神自我实现所经历的信息构作之长征。 至于太阳的生死,和人类的生死,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无非只是一个游戏规则,即使人类整个种群因之而覆灭,亦不足以终止这个宇宙的精神实现进程,因为它具有足够的实现空间,以及不变的本质。
第三个困惑:事物的意义。 人类有一种恐慌,是因为自己所面临或从事的某个事物,意义何在? 参见:存在本身的意义
第四个困惑:成长的方向与目标。 问得更多的问题是,不管出于何等缘故,有一个总的方向,就是要成长,要进步。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判别自己面临的选择。 每当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情景时,其选择大都于该人而言,是新的,没有遇到过的。是继续念书,还是去工作,是。。。这一类问题,往往组成普通人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一。 不过,这个问题于人类而言,其实是一个最古老的问题,只不过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使得该问题恒常为新。 何以古老?因为不管这个问题,具体起来是怎样问的,都终归只是一个抽象问题:成长的方向与目标,该以何等价值观进行判别选择。 关于人类精神之实质的这个答案,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观: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从属于这个人类精神演变的进程,我们的终极任务也就是加入到这个进程:个体精神的实现,乃成就了此一历史进程。 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下,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恰当的答案,针对每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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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对精神的蔽障。续2

上述冲突,应该说,还是人为的,也就是说,还是某种程度的伪冲突。 因为,如果站在信息之生成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乃至生命这整个一件事,就有可能发现,生命的意义,一开始就是内蕴于宇宙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一件事的故事线,从粒子的产生拉起,沿着元素的生成、分子的生成、直至大分子构造出生命现象,就会发觉,沿着这个故事线,信息的生成,是如此自然,以至于不得不指向一个结论:生命的可能性,内蕴于宇宙本身。
在欧美,所谓现象学类型的哲学思路,已经无可避免地衰败,起而代之的,是一类泛称为心灵哲学的思路,也就是积极采纳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的思路。 对于这一大势,沉湎于过去的人,往往敌视现状,特别是,敌视物理的观念侵蚀到我们对于生命与宇宙的哲学观感。其实,这只是由于这些人对于物理的陌生所导致的,这种陌生导致其不能对物理世界产生亲切感,因此而予以拒斥和敌视。 这是科学对精神的另一重蔽障。
让我们采取这么一个角度,来思考此问题: 限制一个粒子只能在一个点上,那么该系统无法产生任何信息;若给予该粒子一个概率空间,即使该粒子的运动纯粹随机行为,那么该系统,也能够产生很多信息。 所以,信息的产生,是由空间本身赋予的。 类似的角度来考虑精神。 精神的本质,不妨暂时定义为宇宙的自知,如果我们反过来,把这种自知的状态,看作是宇宙本身内在赋有的呢?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去了解,如何赋有的机制。 那么,我们所有的精神困惑,都将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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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对精神的蔽障

科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效用最显著的理性成就,籍由科学,人类几乎为自己全新创造了一个生存环境。 但,有意思的是,科学与理性,常常对精神造成极深刻的蔽障。此话怎讲?原因何在?
有两个问题,是科学与精神同时面对的,特别是,当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面对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1,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2,人类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科学与精神有可能发生正面冲突。
这两个问题还可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例如,宇宙是怎么回事?有历史有起源吗?宇宙有目的吗?宇宙何以会出现人类?人类为什么可以认识世界与宇宙?人类的精神有目的吗?人类的精神是独立与肉体的吗?人类的精神的未来是怎样的?… 诸如此类,都无非就是这两个问题。 当然,何谓本质,”本质”这个概念本身,就未必是好的概念,我这里只是权宜使用这个概念,从而引入我要讨论的主题。
科学,原本就是我们面对实在的一种精神态度,这种态度要求我们,任何抽象概念,都必须获得具体事实的支持.这个要求,实质上与我们对于精神有效性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么,何以在那两个问题上,精神有可能与科学发生正面冲突呢? 原因在于,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力给出明确的最终的一致认可的答案,而在科学的传统里面,常见的是习惯于物理性的实在观;在精神的传统里,则还存在一种精神性的实在观。这两种实在观虽然是同一个认知取向,但却颇有些距离,这个距离导致了分歧,甚至对立。
何谓物理性的实在观?就是越具体的事件,越被认可为实在的事件。 比方说,电的现象,自己拿根带绝缘皮的导线,绕在一根铁钉上,然后导线两端接上电池,会发现这个铁钉可以吸附其他铁器,断电就不吸了。这个事情再具体不过了,这我就认为是实在的事件。 然后,我再拿一个小指南针,放在上述通电线圈的周围,可以发现指南针的指针方向,具有有规律的空间分布,从这个具体的现象,进一步得到电磁场的抽象概念,也被我认为是实在的事件。 然后,进一步,发现日常所见的绝大部分纷繁现象,春华秋实,姹紫嫣红,…都基本上可以分析为电磁现象,从而建立诸多现象的实在性。 … 诸如此类,科学就是从这个分析的角度,一步步延伸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大范围的看法。
分析,是人类理性的一大利器,是人类精神诸种权能的综合体现。籍由分析,我们有效地运用愈加抽象的概念,来把握愈加具体的对象,从而有效地扩张了我们的行为范围。 但是,随着分析成就的增加,人们常常忽略、甚至贬抑自己的另一理性利器-综合。
何谓综合?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拉几大车砖头水泥钢筋来,扔地上,除了象个工地,啥都不是。但,就是用这些东西,你有可能造出一幢令人惊异的别墅出来。 一幢带有各种功能的别墅,和一堆只能用来拍人的砖块,差别有多大呢?我们能对一幢别墅说,这只是一堆砖块吗?
恰好,就是会有人说,对,那就是一堆砖块。就好象有人会说,人,只是一堆原子。 这种认知态度,可以一直延伸。。。 例如,有人说: 1,人的精神活动,只是一架由神经元组建起来的机器的计算活动。 2,相比于人用硅基芯片制造出来的计算机器,人,无非就是由进化制造出来的碳基芯片构造出来的计算机器。 3,宇宙,如果把一个星系看作是一个气体分子,那么整个宇宙,你看作就是一团气体好了,这个宇宙的生死,都可以从这团气体的角度来观看。至于其中某个气体分子的里面的里面,有生命现象,甚至有人,那都是根本与宇宙无关的事情。 4,… …
这样一种极端的观念,固然是基于分析的成就,但并不是分析的合理结论。因为,分析只是一种理解方法,而不是全部的理解方法。如果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仅仅限于一种理解方法,而忽略其他的、同样有效的理解方法,那无非就是画地为牢之举。 实际上,即使是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我们也采用综合,而非分析的方法,而获得切实有效的对于事物的新的理解,单靠分析的方法,所无法获得的新的理解。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热力学,而大量新鲜的例子,则是在凝聚态物理领域:面对一个集体现象,我们更多地需要高层的抽象概念,而不要总是期望从第一性原理开始做计算模拟。
当然,把一切深奥的东西全推给所谓的”高层的抽象概念”,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法充分地给出这些高层抽象概念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不妨使用一点逻辑。 假设,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中性的,那么,可以把生命乃至精神现象的出现,都看作是某种凑泊的机制:基于大数量群体的进化,在进化背景下的神经功能的演化,… 如此一来,尽管是极小几率事件,还是有了我们人类的成立与出现。这个人类,以我们的现况,有意思的是,我们开始需要寻求意义,我们这个生命,在此宇宙的意义。 深入一些来思考的话,我们现在就能够隐约意识到,上述两件事,是有强烈冲突的:一方面,我们,作为这个宇宙的某种机制的产物,寻求意义;另一方面,这个所谓”宇宙的某种机制”,决定了其本质缺乏意义。 这个冲突的结局,很可能就是,人类在物种范畴上的自杀,无论是个体在意义缺乏情况下的自杀,还是群体在缺乏意义的制约下的体制性自杀。
我们先假设这个结局是成立的,这样一来就导致这个宇宙形成一个尴尬的局面:其一旦复杂化到出现人类,其作为物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自杀。 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条死胡同。
在美学的角度,这样一种意味,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很难被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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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理性?

何谓理性?大概这样几个要素:1,抽象能力。只要是能够基于原始感知,而抽出概念,就叫抽象能力,例如,不必掰手指头就会数“1,2,3,。。。”,也叫抽象能力,并不是非得要做高深玄妙的东西,才叫抽象。但是,上面的论述,也说明了抽象能力是可以分等级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越来越抽象了”,不同的抽象行为,是可能处于不同的抽象层级的。如果一个人不掰手指头就不会数“1,2,3,。。。”,你可以想象他具有理性能力吗?所以,理性能力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具有抽象能力。那么,既然抽象能力本身还是分层级的,理性能力是否跟抽象能力一样,相应地也分层级呢?当然了。一个人不必掰手指头就会数“1,2,3,。。。”,那么他的理性能力肯定比不掰手指头就不会数的人要强,相应的,既然还存在更高层级的抽象能力,那么,他的理性能力,就有可能比具有更高抽象能力的人,要弱一点。所以,我这里所要说明的是,抽象能力是理性的一个基本要素,抽象可以分层级,相应的,理性能力,也是分层级的。这样一来,对理性的分析任务,一部分就得落到对抽象的分析上面来。
抽象的一大要素,是对事件的照映。放在科学的语境中,就是对实验事件的充分洞察;放在历史的语境里,就是对历史事件的充分同情之理解;放在修行的语境里,就是对实在的充分证悟。事件,event,可以看作是实在世界的基本单位。例如,一粒石子在那里。就是一个事件。一粒石子从脚边飞到树底下。也是一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可以是同一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其之所以成立为一个事件,端只在于作为主体的我,是如何观看的:成立,就有了意义;不成立,因为没有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是,是否有意义,只与我是否幸运有关,而与是否实在无关。因为,所谓有意义,只是表明,自我接触到了实在。一方面,这是一个高度私我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可实现的判断。因为,这个意义,必须通过实现,予以自证。而所谓对事件的映照,就是这个意义的呈现。
我们大概都有这个经验:简单的事务,我们比较容易领会其意义;复杂微妙的事务,我们比较难以领会其意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抽象能力,总是在制约着我们。至于抽象能力的改善问题,是另一个论题,此处不论。
2,逻辑能力。逻辑,本质上就是实在世界对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的锻造:你只能去接受实在世界的锻造,成型;而不是你去锻造实在世界,让世界按照你的臆想,成型。这个锻造的过程,绝不是一步到位的。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我们的逻辑能力,是需要逐步发展的。所以,逻辑,作为我们的思维型式,不是被锤一下,就完工,也不是被锤1万下,就可以完工。实际上,和我们的抽象能力一样,是一座永远没法完工的工事。
有人会反对,我们学好了形式逻辑,并且严格按照形式逻辑来思考问题,甚至,我们学好了数理逻辑,并且严格按照数理逻辑来思考问题,不就是完工的工事了吗?我要说,如果你真做到那样了,你无非就是把自己,一个人,给贬抑为一台计算机了。逻辑,一般的定义,是可计算的逻辑;我这里所说的逻辑,还包括原则上,尚不可计算化的逻辑。因此,在我的定义里面,逻辑,类似于抽象,是一个开放的范畴,是对应着人类正在、未来不断演进的思维能力的一个范畴。因此,在我这里,逻辑与抽象的差别,只是在于,逻辑相对于抽象,是元语言范畴上的,是型式化的;而抽象,则是具体进行的内容的思维。
所以,不止是抽象是分层级的,逻辑,也是分层级的。
总结起来,理性,就是抽象与逻辑的协同作用了。只是,既然抽象和逻辑都是分层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所谓理性,其实可以很泛。例如,只要讲究一下分类,讲究一下因果律,讲究一下对全称量词的谨慎使用,讲究一下名实是否相符,…大体,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了。
举个手边的例子吧。也谈科学中的政治正确,我写这篇文章,起因于格致上的一位作者的文章,他情绪上反感科学中的“政治正确”,因此而有些感慨,但此文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很敏感,其中举的例子,都是科学界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不得不说,反对那些问题的政治正确,在理性方面是有纰漏的。例如关于黑人是否智商有差异的问题。他的论证,尽管只是简单一想,就充满了理性的纰漏:要比较两个人种的智能,先得告诉我怎么比较法。在没有这个比较法出现之前,就不要谈论假定的比较结果。这是基本的逻辑理性。发现DNA螺旋结构的沃森也有类似言论,但他应该知道,那只是他的情绪性言论,而不是理性表述。
当然,这些还只是基本的理性,或者说,初级的理性。既然抽象和逻辑,都可以更高的层级,我们有必要期待自己,更高的理性。然后,那最高的理性,必然要走入寂静之境,走入精神的修行之道。这就是我在理性何以是困难的里面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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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科学中的政治正确

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强规范。规范性的研究,同样是科学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信息科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有过很好的阐述。在科学尚无力进行好的实证分析,而又不得不面临行为选择的领域,人类最好的选择,是依据一些理性判断,竖立一些最高利益,在这 样种种前提之下,设立强规范。然后从此强规范出发,来考虑如何解决问题。这就是科学所遵循的政治正确。
例如,经济学的目的是什 么?我们现在并没有足够自信成熟的经济科学,告诉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未来,也不是人人富有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的,就是人是理性的,社会是 要持续良性发展的。然后从这个权宜的目的出发,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强规范。例如,所谓智商是否与人种有关。我们同样对智 商,或者聪明,根本没有真正科学的定义和理解,又谈何来比较不同人种的智商呢?粗略地建立如此一个逻辑:黑人的体能在统计学意义上就是比其他人种强,但基 于进化论的理由,如果黑人除了体能之外,其他生理能力都和其他人种一样,那么黑人应该早就统治这个地球了。由于这个结果没有出现,就说明,黑人某些方面同 时也比其他人种弱,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个推理是典型的科普型伪科学推理,正是我一直反对的松鼠会式科普的恶果,表面上这个推理里面使用了很多科学概念,但 没有一个是使用正确的。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智能,目前还不是科学研究的成熟对象,也就无法用俨然科学的态度,来做那样的推理。智商或做理论科学是否与性 别有关的问题,皆是此一错误。再例如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确实得老实承认,还缺乏确凿无疑的被普遍接受的决定性证据,表明目前的变暖趋势,到底是人 类所施加的决定性影响所致,还是地球本身的即使没有人类也会进行的系统变化。但是,正是因为还缺乏这个证据,人类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经济约束许可下的保守 选择,这就叫政治正确,也许没有反应确凿的科学证据,但反应了人类的理性。所以,政治正确,在非常广泛的一类科学上尚无法做好实证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合理的制约,以免人们假冒科学之名,犯恶行。
这个论题还可以更深入地讨论,因为我们必须清楚人类科学能力的不足,人类有不足这不奇怪,这点看不清,就会显得非常可笑地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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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的关键环节-从伽利略的望远镜说起

伽利略记述了自己之所以制造望远镜的过程:他先是听到一个当时颇为轰动的传闻,说有一个荷兰人制造了一个望远镜,可以通过它看远方的东西,显得很近。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一而足。过了几天,伽利略接到一个巴黎朋友的信件,向他确认了荷兰人的那个发明是真的。
于是,伽利略“决心自己来探究望远镜的原理,然后思考用什么方法能够制造出类似的东西来。通过对折射理论的深入研究,不久以后我就如愿以偿”。(Shapley,a source book in astronomy)
我们后来都知道,望远镜到了伽利略手里,开启了整个科学革命的历史。
有意思的问题是,在荷兰人没有发明望远镜之时,伽利略是完全掌握了折射理论(也就是折射定律)的,鉴于折射理论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那么我们可以 问,为何伽利略在没有听到荷兰人的消息之前,没有首先发明望远镜呢?理论上,他是有这个能力,也应该有这个兴趣。实际上也是,因为他在自己制作望远镜时, 唯一从那个荷兰人那里知道的,仅仅是,那样一种仪器是可以做出来的。
这是科学传播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换到另一个场景:在伽利略制造望远镜的1609年后不到10年,有传教士携带一架伽利略式望远镜进入中国,徐光启曾向朝廷建议,建造天文望远镜,但 不了了之。可以肯定,已经传入欧氏几何的康熙时代,知道望远镜的中国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何以就没有谁能够自行制造望远镜呢?类似的例子,可以一直推到的维 新运动中,中国人制造热机、枪炮之类的事例。
这是科学传播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再引一个现代案例:中国在50年代制造核武器时,可以说,手头有的资料里面,最重要的只是一点:知道核武器这样一种装备是可以实现的。苏联一开始就 极端防备,没有给中国留下任何具体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可以做的,只能是反过来推导,依据当时他们已经完全掌握的核物理知识。最后,足够迅速地造 出来。
在对这几个不同的案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科学的传播,有两条很关键:1是理论的掌握,2是存在性断言的重要性。
伽利略即使掌握了理论,也只是由于获得存在性断言,才做出决定性成就;而康熙时代的中国人,则即使知道了存在性断言,但缺乏理论的掌握,也无法成就科学的一个阶段。
科学传播的这两个关键,正是科学发展的两个关键环节:理论与该理论的实现。这两者链接在一起,构成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单位的完成,而整个科学的进步,就是无数这样的单位垒积起来的。
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科学史的很多事情。
例如,现在常见的所谓科普,如果只是传播见闻,就根本不构成实质的科学传播,因为既没有传播理论本身,也没有导致理论在学习者手头的实现,就好象清朝人看轮船,突突突,瞧了个热闹而已。

yijun’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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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者应该尝试着来欣赏科学

只有通过科学,才能了解我们生存的基本局势,否则修行只会愈修愈晦暗。
当然,一般大众眼中的科学,很少能够引导你来理解生存的基本局势,但了解自然,是更深刻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也会给你带来更深刻的激动,就好像旅游中的乐趣全然依赖于你的心境,在自然中漫步的乐趣,也全然依赖于你的心境。
顺便,再次强烈推荐宇宙版的卡尔萨刚的《宇宙》系列片。

yijun’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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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科学不能进入日常?

表面看来,科学怎么会没有进入日常呢?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24小时都没有离开科学:手机,电脑,…那不是科学,那叫技术。除了技术,科学本身远离大众,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接近过大众。我们来看十八世纪,那个时候科学刚诞生不久,当时伟大的人文学者伏尔泰写过一句话,大意是,他永远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角的正弦不该与该角度成正比。把这个问题拿给21世纪的人文学者们,肯定还是同样地成问题,更遑论大众了。所以,即使从十八世纪到21世纪,人类的科学理性能力已经翻了几重天,但大众,哪怕是所谓的人文学者,还是停留在十八世纪的原位。请问,你能够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为什么一个角的正弦不与角度成正比吗?
伏尔泰的这个提问,其实反映了日常思维和数学思维之间的深刻鸿沟,不能正确理解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来说明数学思维没有经由数学知识而恰当地予以传播,更遑论给人带来思维能力方面的益处。
伏尔泰之所以有那一问,是一个很质朴的角度,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思维方式,而只有陷入误区。什么角度呢?
首先,直观上伏尔泰知道了,一个角的正弦,是用来刻画一个角的几何量,但这个几何量实在有些超越日常,伏尔泰不知道该怎么来理解。在他看来,刻画一 个角,似乎就是指它的大小,是否还有其他的几何刻画方式呢,伏尔泰不能感受到,既感受不到其必要性,也感受不到其特质性,是啊,大众都会问,一个角,除了 大小,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呢?因此,他自然地把正弦比附为要刻画一个角的大小。而要刻画一个角度的大小,自然的要求就是这个量和角的直观上的大小成“正 比”,最自然的满足这个要求的几何量,是一个角所对应的单位圆弧长,我们知道,这个弧长是和它对应之角度,大小成正比。显然,正弦做不到这点,伏尔泰就犯狐疑,既然是要刻画一个角,都不是直接反映角的大小,那又是何意思?换成数学的思维方式,很直接就可以看到,一个角的正弦,是单位圆上一个点在一个直径方向上的投影,稍微抽象地来看,就是,一个角,是一个二维的几何对象,它在一个维度上的投影称为正(余)弦。
回到原题,一根曲线的长度,怎么可能跟它在直线上的投影成正比呢?这样理解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
在另一个论坛的讨论:

Quote:
云中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明白的政治哲学道理很多科学家到现在还一窍不通。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恐怕还不是人文研究者没有科学理性,而是很多科学家根本没有人文的思考能力。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一个大的景观上,人类的理性财富,几乎是被两类人分割,而这两类人连相互观望的兴趣都不大。这会导致什么后果,还没有人说过。
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景观,细节远为复杂。实际上是,要举例说明一位自然科学职业者对人文传统有相当恰当的了解,并不困难;反过来,要举例说明一位人文学者具备足够的科学理性的素养,难度就大多了。
不知道这个观感是不是足够称得上不对称,我个人认为是足够的。那么问题还是旧的,这会导致什么后果,也还没有人说过。

Quote:
将无同我出个主意吧,让男的都去搞科学,让女的都去搞人文,他们肯定就有互相观望的兴趣了。
我想到这个话题,是源于伏尔泰的那句话,他不懂正弦,本身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稍微复杂一点的案例是马克思,他学数学更加别扭难受,他的痛苦都写在他的《数学手稿》里头。激发我有此一问的要点在于,伏尔泰的困惑是一个典型的数学认知障碍,这个程度的认知障碍普遍存在于人群,迄今一直保持原样。
这让我想起一个从西藏驴友回来的人喜欢讲的八卦,在西藏如果要从藏民手里买水果,最好是整斤的买,而不要来个2斤3两之类的,那样他会算不清你该付他几元几角云云。大体上,初等数学知识在现代化人群中应该是已经普及了的,那些知识背后相关的理性能力也基本相应扎下了根,这点上我们人人堪比亚里士多德,但,更多一点科学理性能力呢?我的观察是,没太多可以自负于亚里士多德的。
到这里,话题有可能被转移,所以我得有个预防,就是得提出一个真正有意思的问题:科学理性能力对于普遍的人群的精神状态,有什么意义呢?与此对称的问题是,人文理性的能力对于普遍的人群的精神状态,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避一下正面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当代社会和人群的很多大问题,都其实起源于这个人群的分割与相互陌生。
将老的主意就是好。

Quote:
宰予人文學者多一點科學知識,當然沒有壞處。不過,具體知識、技術的掌握和有沒有『科學理性』,到底還不是一回事。例如,學科學的人,微積分是基本的基本。我 一個學人文的,雖然學過微積分,但確實已經不會做了。但是我們倒過來問,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文言文也是很基本的東西。高的要求不敢提,我們從影印本 四庫全書裏拿一篇語文課上没講過的、沒有標點的宋人或者明人寫的文言文來,請學自然科學的同學來標點,有多少位能點得通?或者有人說自己還很懂希臘哲學, 那麼好,你能讀古希臘文嗎?這可是西方古典研究的專業基本功啊。但是,我們好像不必這樣要求非專業人士。一般不搞科學的人,應該大概了解什麼是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有哪些局限性,能分辨某些明顯的偽科學,而且願意經常讀些寫給非專業人士的科學文字,就好了。學自然科學的朋友,大概能分辨人文學科書籍的好壞深 淺,而且也有興趣讀一些人文方面的書,也就不錯了。人文內部,我們研究中國的人,雖然最好也能讀些西方經典,但古希臘文這類西方古典研究的專業知識,也是 不必苛求的。不然我這樣不善于學語言的人就没活路了。
要不還是舉個打通科學和人文界限的正面例子吧。我認得的一位年輕夫婦,丈夫是天文物理學家,妻子是思想史家。他們一起給本科生開了一門課,專門比 較自然科學和人文學在提出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上的異同。據說這門課特別受學生歡迎。當然他們俩在這上面是有特殊的本錢的。就天文物理學家的人文知識來說,我 知道他在念研究生的時候參加過一個學生劇團,專門用古希臘語演出希臘經典戲劇。

宰予给出了一个要点,就是所谓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能力的区分。
我相信,虽然不是绝对精准,所谓理性的能力,约略等于抽象的能力。这么一转换,我们大体从自己的经验,都会同意,抽象的能力是需要、并且是可以培养和锻炼的。显然,正是前面提到的人群的分割,显示我们一般是经过两个不同的训练途径来获得抽象能力的:人文的训练,和科学的训练。人文的训练和科学的训练,从现象上看,是一致的,都是从具体的素材(知识)里面获得认知,但实际的状况是,分别经过这两种训练的人,很难迁移其抽象的经验到对方的素材(知识)上。这至少说明一点,同样是抽象,人文事件中的抽象,和科学事件中的抽象,还是有实质的差异的。
(例如,不会有人认为伏尔泰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文学者,他肯定具有相关的人文理性能力,但,他理解一个初等的数学问题居然如此困难,这并非一个平凡现象。)
那么我们前面的问题就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人群分为两团,分别拥有相互有差异的理性能力,后果会是什么?
我个人的体会是,后果就是一些现实中发生的大问题,而关于那些问题,一般给出的答案并没有抓住要点。
其实我在这里是试图讨论一个科幻题材:未来,人类的精神状况是否经由更多科学理性的普及,而得到什么?
伏尔泰的问题其实提得很好,一般同样不懂的人根本不够敏锐到这个问题,或者觉得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丢面子…照现在来说,能够恰当地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能够抓住正弦概念的实质是用直线来测量曲线的一个方式这个要点的人文学者或其他人几乎为零。
我想得到的几个结论是:1,人文学者是本质不可信赖的,因为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局限性很大;2,科学工作者逾越自己的专长领域而发言,一般也是不可信赖的;3,一般的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的话,就不要自信奢谈太深刻的问题,因为能力有限;
几个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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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不该谈科学

路过书店,翻到一本陈嘉映的新书,好像是《哲学,常识,科学》之类的名字,因为陈是现在中国所谓哲学界的一根标杆,以翻译和阐发海德格尔闻名,特别的,封 皮上套着大广告语,像有史以来最。。的侦探故事云云,于是大体翻看了一下,是他一贯的海氏诘问与反语风格包装,后半部分,以科学为主题,特意看了几节,不 禁深为之惋惜。
陈嘉映这书的主旨,是试图询问哲学为何在科学的藐视下走向衰微,是个好题目,也是值得尊敬的发问,他作为职业哲学家也有义务问这个问题,但他不该依靠所谓科学哲学来了解科学,显然,他上当了。
因为所谓科学哲学,迄今为止的最佳评语,就是一个“wrong story”,不是说对于科学不能有哲学指向的反省,而是迄今为止,很系统化地对科学进行哲学指向的反省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合适的人选。
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于陈没有足够令他跳过科学本身的学习来用以理解科学的科学哲学读物,而是这个企图本身是荒谬的:他以为通过阅读科学哲学就可以替代对于科学本身的理解。
他的书的中部好像是谈常识,但他忘记了一个很常识的常识:梨子不吃是不知道到底有多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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