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与日志|Kosmos Draft

我这里所谓的宗教，明确一下，是指目前大众所参与的宗教活动，包括内地与藏疆地区的宗教信仰活动。
对于这样的宗教，总的对策，应该是通过进一步的世俗化来加以制约和转化。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在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绝对化，只会是导致宗教成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而不再是大众思想自由的选择。
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不能是一个值得跟随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在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那样的宗教，我称之为旧宗教，已经逐渐失去正面的功能上的意义，疏导大众精神的宗教的功能，应该以更为世俗化的新宗教取而代之。
所谓新宗教，将是下面我要阐述的重点。

目前宗教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盲目地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原则。实际上，从宗教内在的发展来看，这个原则是存在问题的，而正是由于这个问题，导致宗教在很多地方成为政治性工具。

从 历史来看，各种宗教之间是必然要发生竞争的，也就是争取信徒，那么这种竞争的历史里面，所谓信仰自由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应该说，这个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这个自由被利用于对信众思想自由的剥夺，那么它就沦为一种政治伎俩。我们在绝大多数现存宗教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属性的成份，例如基 督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等。

以现在的经济与卫生水准，一切以袪病避祸求福来世为目的的宗教，都在逐渐丧失其功能，人类2千年来累计的宗教，应该来一个大破大立了，特别是其中最落后无知的部分，应该予以大力淘汰，这个淘汰的进程，从政策面上能够做多少还存疑，但是最有效的力量，必将是世俗化。
实际上，世俗化的侵蚀力量已经在宗教内部发生作用，例如xizang僧侣的腐化，但仅此还是不够的，更需要从政策层面瓦解宗教的信仰力量，那就是以世俗化来遏制宗教的传播。
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有过很好的实践，可惜被当作洗澡水一起泼掉了。

可能会有人发生惊恐，全面世俗化岂不是会导致人类的沦丧？
放心，中国最近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很好世俗化实验，有很正面的结果，表明全面世俗化是可行的、可靠的、也是必须的。在我看来，人类必将要经过一个全面世俗化的阶段，才能走向智慧化。
当然，走向全面世俗化，将会在未来的2000年里面艰难地进行，也就是说，智慧化的雏形，得到公元4000年才有可能出现。但，这不妨碍我们做出一些预想。

所谓智慧化，起源于中国在周朝废弃宗教并开始世俗文明的建设与精神超迈的实践，和古希腊由哲学的发端进而启动近代科学的成长，这两大文明传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汇流，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唯一出路之选择。但，这个出路还需要一个关键的核心，就是智慧之途的大众化。
所 谓智慧之途的大众化，就是人类普遍地不再因恐惧而把救赎寄托在外部力量上，而是学会了如何转对内在的力量。这样的一条路径，中国的黄老之徒早已予以揭底， 但因其过于超迈，要在大众获得普遍实践，则尚需要好几千年的大众意识进化，而这个历史里头，科学会是一个必要的进阶力量。

评估智慧化之未来进程的一个最好的案例，是禅宗的历史。
禅宗，是迄今所有宗教实践历史当中，最为先进，甚至是过于超越时代的部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智慧与知识、经历、文化等等概念的本质差异，也可以看到人类增智的真实场景。但，禅宗历史也从反面向我们表明了，智慧的统一大道，远未清晰呈现于人类的眼前。
还有一些例子，都是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例如中国的儒道精英；印度的阿罗频多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例子。

两大核心问题摆在前面：
1，如何促进传统宗教的世俗化；
2，如何趟出一条大众可行的智慧化之途。

1，传统宗教的世俗化，历史地看，是任何阴谋和任何伎俩都无法阻挡的进程，问题只是在于，这个进程如果没有很好的护持，将会出现非常动荡甚至血腥的中间过程，所以，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做到尽量好地护持这个进程的顺利进行。
2，要趟出一条大众可行的智慧化之途，将是未来几千年里头最为艰难的问题，因为，内在知识的清晰化，仍然是人类演化最前沿的未解之题。如是，如何期望渡予大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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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立场就是，修为，也就是说，我们走向道的历程，本身就是客观知识。也因此，我在这里试图阐述这个知识-思想-精神的进程。
而这个结论本身，就是我所认可的终极的大乘。相比之下，佛陀所称许的大乘，还不是究竟的大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迄今为止，种种的知识形式里面，只有作为客观知识之典型的科学，具有最保真的最有效的传播性质。所谓最保真，就是说透彻到知识的层面 之后，传播过程中的误解和歪曲的机会降到了极少。所谓最有效，是因为知识的传授具有明确的语言表达，而语言，正是我们传播任何信息的终极工具。
相比之下呢，所谓的方便法门，固然巧施方便，但不能增根本智慧，因此我予以遗弃。

眼尖的人，或许会看到，我这个结论：修为本身就是客观知识，唯此为终极的大乘之道。是要扬弃过去的全部宗教，乃至由那一切宗教延伸出来的思想与精神。

精神的修为者，应该是自然生长出来而超迈普通人群的少数人，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缘故。这也就是我一直强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省视清楚一件事：自己是缘何而起意修为的。
但现代的丛林制度之下，自然生长的修为者非常少，主要都是出于其他缘故，例如在XIZANG那种环境，毋宁说是某种职业。而显然，出于这些缘故而出家者，是没有资格获得其他人的供养的，因为，或者他们是伪饰者，或者干脆就是患者。

进一步，可能会有人说，我一方面反对出家，另一方面鼓吹放下一切，岂不矛盾？
反问你两句：只有出家才能放下一切吗？出家真正是放下一切了吗？
答案都是，否。
因为是否放下，和出家，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众生平等，普度众生，云云，其实是违反历史的客观现象的，也根本不是历史的目标。
历史，远比任何道德原则，要微妙。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认为现代生物学，尽管可以说是浅薄的，但是我可学的，就是说，是属于可以被我学习、批判和发展的，而佛陀关于生命历史的学说，或者其他任何宗教关于生命的学说，例如所谓六道轮回之类，都不是可学和可发展的，就是说，不属于可以被我学习和被我发展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1，精神是能够具有终极的意义的；
2，个体是有差异的；
3，个体的差异甚至是必须的，不可抹平的；
4，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也只能为自己负责；你希求一个神圣的带路人，或者你认为自己可以作为神圣的带路人，是同样的荒谬，同样地违背人的生物之历史发展之本性；
5，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最好的方式，还是借助知识，即某些人发现知识，某些人因此而获得知识；依靠某些人对某些人的个体存在的模仿或树为榜样，是抹杀人的自立自为之本性的，不管是对于模仿者还是对于被模仿者。
6，经由尚未成熟到知识层面的思想上或精神上之感染，而达到思想或精神的传播，都是不可靠，甚至危险的，都是内蕴极大之缺陷的。缘由已如上所述。
7，众生平等，普度众生，云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唯有把精神贯彻到知识当中去，才是究极的大乘，终极的大乘。

最终，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一个人，无惧站立于整个宇宙面前，而不需要任何依仗。
这，就是我这一系言说，所竖起的一个目的，当然，我知道，历史的事实不是这样的，过去未曾如此，未来也不可能如此，因此，我试图完成的言说，就是一剂药物，仅供需者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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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背后是思想，思想的背后是精神。
人类的知识全景图，是容易描绘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一个图书分类法，就约略做了描绘。
人类的思想全景图，就会比较困难加以描绘，尽管也可以有大百科全书，但盘根交错之势，要阐述清晰并非易事。
人类的精神全景图呢，那就更为其难了。
这里，我正是试图给出这么一个全景图，粗略，但是尽可能做到结构清晰。

为什么可以做到结构清晰呢？
因为站在这个出发点上：精神是人类的必然需求。以此，而可以搭构这个全景图。

那么为什么要搭构这么一个全景图呢？因为只有在这么一个全景图中，我们才能恰当地评论人类有史以来的每一项精神财产。

我先阐述一个基本原则：
【知识的背后是思想，思想的背后是精神。】

这里所谓的“背后”，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的意思是：在人类的演化历史上，我们首先经由认知器官以及相应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而获得了初步的一定的知识；
然后，如果进一步需要获得更深入的知识，就要求人类建立思想、通过思想来延伸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如此，我们就有了获得新知的基础；
然后，思想不久就会遇到对自身进行判别的困惑，这个困惑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基于人类自我存在的全局，来发展一种后来被称为精神的东西。如此，我们就经由精神的驾驭，思想获得澄清，从而更进一步廓清了收获知识的前线视野。

上面我极其粗略地概述了：知识-思想-精神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人类早期智慧史的纲目。当然，实际的历史，或者说更具体的历史面目，会是具有更多的细节，但以此提纲挈领是不会有错的。

下面更详细些阐述上述的历史进程。

1，获得最初的知识。
人类的早期，以及个体发育的早期，获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依靠认知性感官、基于那些感官的认知能力、认知行为等诸种因素，而逐渐形成知识的过程。
这类早期知识，在自然范畴的知识与人的行为与心理范畴的知识的分野方面，很多时候并非清晰，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从古代神话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泛灵 论，或者泛神论。也就是，最直接的从人际中发生的对于人际互动关系的知识：愤怒、冲动、嫉妒、等等，都有可能被投射到对自然对象的理解中，这个自然对象， 甚至包括这个宇宙的起源问题，例如希腊神话、各个民族普遍发生过的创世神话，等等。

其实在人类的早期知识中，自然与人际的知识的分野并不是特别重要，例如，只要文献充分，我们可以随便以一个古人的生存立场作为例子，就可以知道，对于心理、社会、政治、历史等等，更多地被早期人类关注。而自然，则一般只有极少数人关注。

例1，孔子。
孔子有一本日常语录流传了下来，就是《论语》。我们不妨把论语看着是孔子日常所思所言的一个抽样，鉴于这个抽样是由其身边弟子所实施的，是产生自一种师徒 关系，所以其抽样原则，大体是：至少被弟子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言论，值得记录。多半，老师本人-孔子也应该不会觉得弟子记录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因 此，这个语录基本可以反应孔子主要的认知范围：天命，人性，人物评论，历史，谋生处世，道德修行，社会规范，学习，教育，政治，名与利。很遗憾，我们看不 到只字片语是关于自然对象的。

如果采用比较具有操作性的定义，我不妨可以这么说，思想和精神的差异，体现在：
思想，1，是可以使用语言表达出来的，2，并且可以经由语言进行广泛传播的，3，具有清晰逻辑结构因而可以直接通过其逻辑的力量而说服人的，一些涵义的说明。
而精神呢，在上面这些方面都和思想具有可判别的差异-1，很多时候精神本身难以直接使用语言加以指称，而只能在语言的一种叙述活动中间接表现出来；2，运 用语言而进行精神的广泛传播常常不是很容易，因为精神的传播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精神准备状况；3，精神常常处于尚未成熟到具备清晰的逻辑结构的状况， 因为精神本身就是直接的力量，而不需要“显式逻辑”的辩护。

所以，精神和思想，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说思想是我们人类可以明晃晃拔出来的武器，那么精神则总是只能居住在我们体内，提供给我们行动的勇气，不管是什么行动。

如此把思想和精神加以区分，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看到，东方的文化传统更加偏重精神的修持，西方的文化传统更加偏重思想的发展。由此，就可以很自然地解释东西方一些文化面貌的不同。例如所谓哲学，科学，等等。

目录：
1，人类的早期知识
1.1考古遗存所表达的早期知识
1.2甲骨文
1.3婴幼儿的知识
2，公元前1千年的人类思想
2.1古典著作所表达的日常心理，以及基于日常心理的思想
2.2基于早期知识的思想
3，人类精神的起源阶段
3.1人性的早期社会性成熟
3.2早期自我知识
3.3早期思想的需求
3.4神圣精神，以及宗教
4，知识与思想的后续交互历史
4.1欧洲思想与现代科学
4.2东方思想与古代技术
4.3现代科学与现代思想
5，人类所需要的精神
5.1现代知识在人与自然间的不均衡
5.1.1自然何以如此清晰？
5.1.2心理学的问题
5.1.3人群与社会的知识
5.2现代思想的痼疾
5.2.1哲学的末路
5.2.2社会科学如何科学化？
5.2.3人文的出路
5.3知识的救赎？
5.3.1关于宇宙本质的知识
5.3.2理解方案
5.3.3生命的知识
5.3.4知识的制约
5.4精神的现代功用
5.5终究秘密？

【目的】最终找出我们，以及我们全部的过去和未来，在这个宇宙里面的意义，和秘密。答案可能就是在：知识-思想-精神，这三者相互演进的方向上。顺着那个指向看过去，答案就在那里。

【*】所谓哲学，我仍然把她归入我所谓的思想，是西方思想的一个企图，企图用来超越宗教的一样东西。
维特根斯坦大概上可以说是走到了哲学的边缘，他再往前，就得离开哲学的畛域，可惜他已经无力再往前了。尼采似乎迈出稍远一些，半只脚已经踏入哲学的外面，但也未行太远。海德格尔则一直只是在靠近哲学边界线的里面吟荡。…
恰好是哲学之外，才进入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阿罗频多不是居住在哲学的领域，而是居住在超越哲学的精神领域，尽管有人很别扭地称呼其为精神哲学。
【*】能够用语言表达，并非思想最核心的特征，我强调的是那种表达所具备的成熟的显式逻辑。而精神的核心特征也并非不能用语言表达，我强调的是精神并不需要那种显式逻辑的辩护。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阿罗频多。他所表述的，绝对不仅限于思想，而是更高深的精神，是一种实际的修为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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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意志的分界

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引发我给出这个题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肯定是会让大多数人都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曾经不怕牺牲去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为何会在后来成立汉奸政权？

当
然，这个事情连带好玩的是，张爱玲爱上一个汪精卫政府里面的汉奸之情事；而连带最好玩的，就是《色戒》里面，爱国学生们在香港摩拳擦掌准备暗杀汪伪汉奸易
先生的时候，邝裕民激昂地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杀几个汪伪汉奸又算什么！”李安可能忘记了这么一个故事：汪精卫因剌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判终
身监禁。汪精卫因此作绝笔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言归正传，汪精卫为何要去领头做汉奸？

汪精卫的一切汉奸行为，都来自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在当时没有可能抗战胜利，中国继续抗战下去的结局多半就是彻底亡国，至少，会是在战败前提下更严重的丧权辱国。
让
我们都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了重庆，半个中国都已沦陷，全部出海口都已丧失，唯一的可以获得外援的云南至缅甸的公路也已被封
锁。然后，假设你作为当时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还知道中国的军队、军工的更为具体的实力数据，等等等。。。然后，你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
还有战胜外敌的机会吗？
实际上，这个判断可以说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历史洞察力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相与意志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两者交融起来。

面对同样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其具体的认知与意志。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些典型。

促使汪精卫的决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契机，就是1937年
1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间做调解，日方给出了停战条件。对于那些条件，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蒋介
石也裁定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谈判。但由于中方忽略了日方条件里面所定的答复期限，而致使日方以中方不同意那些条件为由，启动了下一步的侵略计划。
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汪精卫，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都强化了这个印象：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的话，就不应该让该错误继承下去，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说，不该因为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诱发日方更为肆意的侵略。
所
以，汪精卫决定以那些条件为基础，单独跳出来，继续与日方周旋。正是这样一个心理，我们就可以理解，汪精卫在私下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的道别信件里
面，最后写道：“今后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意思就是，以后你来坚持抗战，于情于理于大众，都是直接合理的行为；我则为了防备万一中国战败的情况下，给国
家预备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战败条件，去走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时共产党人的认知与意志：抗战是毫无疑义的唯一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其对于抗战前景的分析与判断。

当然，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不能简单的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来评判当时境况里面的每个人。但是，从这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客观的现象：一个可以令很多人共同认可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历史的未来，我们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角色。

而汪精卫，正是没有懂得此点：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意志，人民大众的意志，可以在历史的未来发展里面，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历史发展的真相，参与政治的人的意志，本身是一个明确的参与历史的角色。
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同样的命题也是成立的。
对于自我，对于个人命运，客观的发展真相，与我们自己的意志，是交融的，是不存在一个确定边界的。

至此，我们的论题似乎得花开两枝，分做两个方面来讨论：
1，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在个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通的。

继续来看汪精卫的例子。
在很多的记录里面，汪精卫最初离开重庆，抵达越南，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先和平了再说。然后，他及其随从人员，是打算去法国，对国事做壁上观的。而重庆的政府也派人送来了护照和汪一行人的旅费。但1939年3月21日，突发的一件事打断了汪的这个计划。
当日午夜，一个精心准备多日的杀手，执机关枪突入汪一行人的住宅，杀死了汪的情同儿子的助手曾仲鸣，而其目的本来是汪本人。
这件事马上令汪改变了计划，他决定自己站出来担当“收拾残局”的责任，遂行其和平计划。
这，就是典型的个人不当意志，促成改变其对历史的意志，并产生实际的历史后果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
样一个暗杀事件，若出自重庆政府，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蒋介石本人或其手下，一贯有这个政治风格，这样一个行为，完全只是历史的技术性细节，并不足以构成
重要的环节。而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性细节，导致汪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把其所谓和平计划付诸行动，那就是汪自己犯下的个人错误了。
这个错误很简单：一定要严守历史规则与个人规则的分际，不能因为个人情感的偏重，影响与干扰对社会历史的评估与作为。

所以，汪精卫之所以走上一个可耻的位置，就是从这每一个错误走过来的：先是错误地理解了历史里面意志的重要性，然后，又以个人的私我意志，掺入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与行为，如此大错，也就不得不以被控为汉奸，作为惩罚了。

插入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
这里，我拿汪精卫去做理解，理解其行为的心理动机，似乎，就会给人一个印象：如此被分析后的汪精卫，相比单纯指控他为大汉奸，是不是显得过于温和，甚而同情？
不然。
不妨看一下这篇典型的汉奸指控类文章，那个认识张爱玲的作家沈寂写的回忆张的文章。
显然，这篇文章是鲜明的敌视汉奸的角度。实际上，汉奸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反映主观立场的标签。
如果，我们经过分析了解了汪精卫的心理过程，那么我们还可以站在主观立场对他表示痛恨吗？
当然可以，因为这是两码事。
客观的分析，只涉及到历史的评估；而主观的评估呢，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无法要求大众一致地对历史有客观层面的理解。那么，就只有给予一个黑白分明的图像，能够表达历史主要原则的图像，作为大众认知和大众意志的基础。

这是另一个复杂的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先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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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智俱乐部的一次聊天，主事者孙涛要我写下我所说的，本来只是信口随兴而言，不值一记，但他们的惯例是要记录，只有勉为其难，想到多少算多少吧。

按照我的记忆新鲜度来写。

1，刚开始是一些泛谈，我要Jake具体谈一个他最熟悉的来自真实物理世界的研究对象，他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生态系统复杂性问题：能量流的问题。
对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似乎是已经有一些有趣的结论，是关系到一个生态系统有意义的特征指标的。例如流动速度，效率最大化，等等。（以后最好是找个有黑板的地方，便于条理化介绍，所以我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记忆，关于那些指标。）
我
的问题是，假设指定一个物种内容明确的人造生态系统，不管是能量流还是其他什么，都是完全明确的了，然后向这个系统增加一个新物种，会对这个系统的指标带
来什么变化？因为我的意趣是，真实的进化，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新物种的出现，肯定是带有显著的生态意义的，那么这个生态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地
方？作为新物种产生的诱导因素？作为整个系统的某些指标的自然演化？特别的，是一个占据新的生态位的新物种，总觉得是一种必然性在里头，一定有些来自生态
系统本身的约束条件，塑造出我们可见的生态系统。
Jake的回答是，一个生态系统确实是有向外扩张，增加新物种的倾向，（这个倾向是由哪些结论、如何表现的呢？）…
有机会得进一步深入考虑这个问题。

2，就东西方哲学与科学的主题，季燕江提出了很好的问题：
不
管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甚至包括带有东方色彩的冥想内省式流派，在西方都出现过，或者说，各种思想元素，包括科学，都在西方历史进程中竞争下来，结果就是现
代西方的主流与它相应的话语权系统。相对而言，东方缺乏一些元素，例如基督教那样的宗教，科学，哲学，这些都或者完全缺乏，或者非常弱。所以站在今天的立
场，东方只能是先把自己所缺乏的元素尽量全面地吸收过来，哪怕是翻译，然后再把西方角度看东方传统的内容也都拿过来学习，因为西方的主流视角，已经审核了
人类几乎全部的精神遗产以及物质遗产，我们作为很多元素的缺乏者，只能先全盘拿来，然后，才有机会建立自己的东西。
季的诘问非常具有挑战性。确实，在表述的层面上，西方的那个主流学术话语圈，已经竭尽所能地审核了几乎全部东方的产物，这样我们作为东方人，一开始就面临这个压力：如何审核西方主流学术的成就呢？
我当即的回答是，这种交谈应该是对称的。西方现有主流意识已经做到了全面审核东方，那么我们同样需要以东方的立场，或者换一个更精确的说话，不把自己局限在地理因素的说法，就是以精神体证的立场，来审核人类的全部精神意识产物。
然后，我提到了自己的一个小计划，就是以一个现代主义的角度，也就是人类既有现代成就的角度，来重新阐述我们的精神传统，从道、儒，到佛。
鉴于季的一个认识：所谓哲学，无所谓进步，因为西方传统的哲学已经占据了全部的地盘，而相对的是，科学是具有不得不扩张的属性。
我
的解说是：所谓哲学，是人类思维权能的一个极限领域，这个思维的权能是存在一个边界的。当然，如果你完全只是使用思维的权能，你所能够感受到的边界，就是
所有哲学思想不得不触礁的地方：它的基本概念，正是那些基本概念的深入程度，决定了其整个哲学大厦的规模构架。你会知道，走到一个地方，你只有止步。这就
是哲学的实况。
但是，一旦你学会具有超越思维的更多的权能，你将更清晰感受到哲学的边界，或者说，语言与思维的边界，这时，你就进入了东方传统的证悟之境域。
所
以，我的结论是，纯然自限于思维，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思维领域，并不是很难，这就是所谓哲学的困境，所谓哲学至今已经难于进步的原因，尽管，已经出现很多的
问题，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而出现的，同样是过去的哲学所从未遭遇过的。当然，你尽可以称之为科学问题，因为它已经大体有了物理对象作为问题的依托。
那么，我可以做到，基于一个超越思维的境地，来自由审核全部的哲学与科学。

3，Jake提到有人从复杂系统的角度，从事虚拟社会的模型构建研究，我提出一个问题：
历
史的实质，就是一些人的自行组织，以便于适应其生活的需求。那么我们可以以这个视角，来构建历史的模拟：从1万个人的规模，逐步发展到10万，百万，千
万，…唯一的变量就是系统的数量规模，但在一些规则下，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东亚大陆上的中国这个社会，是具有与众不同的
稳定性的。（季燕江反驳说，中国按照朝代来算，并非具有特别的稳定性。我回答，不能按照朝代来衡量，因为朝代并不具有结构意义，应该去看更有结构性意义的
指标，例如，中国的行政区划，从村、镇、县、等等，一直往上，这个行政区划，不管什么朝代，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个就能够说明中国这个社会模式的稳定
性。）很常见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社会的农业属性。那么，如果，我们以建模的方式，以复杂性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进程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找到很多有
意义的系统指标，是以往的所有历史学家，所无法抓住的。

4，还有一些小玩意，回忆…哎，下次孙涛准备个mp3，或者手机都可以，录音再整理，不就完事么~~~~

5，给孙涛出了个题目：细胞里面所谓蛋白质的功能，是如何通过实验的逻辑来界定的。
因为我的意趣所在是，这个是要从大分子层面再往上走一步，必然是一个功能的理论生物学的关键之所在。我们必须清楚了解蛋白质功能，或者一般大分子功能的判定准则，才能揣摩功能如何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生命的系统的直观概念。然后，才有可能考虑理论进入的方式。

6，我主要说的大概就这些，jiyanjiang，jake，dahe，该你们说了。

补充个照片：

从左至右：我，jiyanjiang，jake，d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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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巴伊始，我就说到过要谈一谈自己对冯友兰的看法，但我对冯友兰的判断，只是来源于早年的翻几页的掠影，他的东西也就只值得翻几页，所以，一直手头没书，今天偶然从电驴下载到一本，也就可以说几句了。

1982年，他很高兴地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头衔，并做了一个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性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
他一生主要关注的问题框架是，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发展。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之所以发生，是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强烈提示：西方的哲学传统背景下，首先，如何理解中国的相应事务。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框架性问题，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实质，是什么？
他归纳出自己一生所经历过的三个逐步深入的答案：
最开始，是按照通俗的地理观念来理解，就是东西方地理区隔导致文化的面貌不同。这个观念的代表作就是其1922年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实质上，这个理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何所谓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内涵上，尚且混沌的情况下，拿出地理区隔来做答案，根本是答非所问。

随着阅读的增加，冯友兰后来意识到，可能更好的答案是历史本身。也就是说，他开始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断面上所体验到的两个文化的差异，要追溯其差异的实质，就得顺着这个历史往前探查。他在其《中国哲学史》里面尝试了这个努力。其结论是，中国的哲学史，前后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分别对应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古代和中古时代。而对应于西方哲学史的近代哲学，在中国则阙如。
冯友兰的这个观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评的话，是不及格的，因为把中国的所谓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只是盯住了中国精神历史的一个非常表面的现象，就是早期的一些主要思想流派，尚不具备政治上的特别意味，因此也就还只能都是作为百家争鸣着，大家都平等地属于*子；然后，由于政治的发展，一些思想流派开始具备明确的政治地位，这就导致曾经的子书，一摇身而变为经书。
而这，只是一个政治现象，并不足堪任为思想的历史区分标志，因为本质上，所谓思想，是人类的内在知识，其历史的演进，有意义的历史标记，只能来自人类的内在精神变化。

既然冯友兰一头扎入历史就没及格，其后在其一生的对历史观察的经历中之漂浮就相当自然了。
历史分期更进一步的说法，就是冯友兰所谓的第三阶段答案：社会类型的差别。
思想和精神的差异，被追溯到更为社会化的层面来之后，冯所需要考虑的对象也就越来越跳离其思维能力的范围，在20世纪40年代写完6本书之后，紧接着就是面临一个疾风骤雨的社会大变化，正是在这个大变化中，冯进一步地被拔离了其思维所能掌控的地域，进入了一个几十年在反复修改中“摇摆踌躇”的历程。
最后，这样一个飘零的人，找到了黑格尔的“奥伏赫变”，所谓辨证的概念，（该词详尽的意涵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一节），来全盘理解他眼中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他花了一生精力尝试着从一个哲学史家转变为一个哲学家，所交出的最终答卷。

这是一个轻巧的悲剧。
而，如果再考虑到冯之后，时人推举其为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则又使得那个悲剧更抹了点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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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井盐与西方的石油-开采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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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20世纪的观看要点，已经马上要瞄准欲望-作为财富动机的欲望，那么不妨先集中来讨论欲望，以及与欲望相关的人类低等权能的纯粹化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妨先在精神之路上寻到进境，来作为我们勘探未来的顶灯。

另，本来是想要诠释阿罗频多的下面这章，但意识到这个主题正好是我所关注的现代史，进行到目下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不妨转变体裁，直接以观看历史的方式来叙述：
【阿罗频多：低等心思的纯粹化】

我们的心思，或者说心理，甚至包括所谓思想，最好的理解角度是，它们都是我们的工具，或者更精微些，权能。
这些工具从进化的，或者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工具。呵呵，笑话了，应该说，我们所谓的心思、心理、思想，都是我们作为动物，有用的功能。
想像一下，我们的心思，心理，乃至思想，都是多么繁浩的对象，人类的智慧几千年以来，花费了多少精力，来试图对它们进行澄清照明，我们用一个词“工具”概括它，是不是过于粗糙？
这个问题是可实证的，在发生发育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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