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
十二月 26th, 2007 — yijun解 放
王绍炯
作者是我的远房叔祖，贵州省都匀市凯口镇岩脚寨人，生于民国十二年癸亥，今年已八十五岁。出身小地主家庭，初中文化，在本乡一小学任教，建国初以"通匪"罪逮系入狱，一九五八年释放，留狱就业。年虽高，仍然耳聪目明，饮食如壮年人。更难得的是记性好，平生经历大抵能叙述，而其所述亦不乏史料价值，所以请他写出来。稿子出来后，我向本地几家报刊推荐，均以不宜见拒。我不忍任其埋没，搬上互联网，让更多的人知道政权更替之时，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与实际遭遇。��生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
贵州解放时，我已二十多岁，还很糊涂。乡里来了许多解放军，乡下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兵，感到害怕。一天，三个解放军突然来到我家门口，喊："王绍炯住这里吗？"我回答就住这里，我就是。"我们连长请你有话说。"我脑子嗡的一下，大祸来了。接着，他们把我带到两里外的邻寨的一户人家里，送上楼，楼上有草垫，吩咐我："就在这里休息。"然后他们离开，并将楼梯移开。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一个军人在下面喊："下来！"我下来，另一位军人――也许是连长――北方人，油黑脸，话音如嚎，问："你有枪吗？"我说有一支。
"拿来缴，马上可以回家。"我说被保警队的人拿走了。"你是大学生吗？"我说不是。"你是王至诚的副团长吗？"我说我没做过土匪，更没当过副团长。"你的枪缴不出来，要送营部。"于是两个兵押送我向东走了七、八里路，到第三保的一个寨子，有很多兵。两个兵把我按在方木凳上坐下，然后扭手按脚，扯下旁边一根新草绳把我套住，紧一下，松一下。一边捆，一边吼："坦白交代！""把他吊起来！"眼睛仰视天花板。我本来个子小，五六个北方大汉整治我，边讲边笑边动手，像玩弄一只小动物那样开心。我差点被吓死，幸好几分钟后外面喊开饭了，这伙兵才歇手，"啊，开饭了？吃饭再来！"他们走了，我仍坐着不敢动，心想开饭后要动真格的了。这时进来一位，说："肚子饿了先吃饭。"我本来不想吃，但只有吃饭才得解围呀。我勉强吃了一点后，仍回原地坐着。很久没有人过问，那些人也不见了。往后是怎样一个结果，想都不敢想。
天将黑，又带来三个人，是第三保另一个寨子的。当晚我们四人就睡在一张席上。夜十一点钟左右，第三保的柏保长来找解放军说话，来回几次。我心里一震，莫非……瞬间不敢再想下去。第二天把我和另一个姓王的家门送往营部。两人共一根绳子，各套一只手，不算紧。走十几里地，到营部，又是很多军人，到处走动。我们两人被关在一个楼上。上面已关了九个人，其中一人反绑站着，其馀都是第三保朵罗寨赵家的人。我过于紧张、疲劳，一睡就到了第二天早晨，睡得好，精神也好多了。我呶呶嘴问反绑站着的人是谁，都表示不晓得。后听说这个人在路上碰到解放军，被问叫甚么名字，他说叫"莫银章"，解放军听成"莫营长"，就被捉来了。
又过了一天。夜晚，一位年青军人看守我们，问我是怎么来的，我把经过说了一遍，还说我父母都很老实，我没有弟兄，先年教过几年书，没参加过土匪。他说不做坏事，会好的。又说他家也在农村，父母常教育他不许做坏事；他十七岁当兵，三年了，打过不少仗，一次很危险，裤子被穿了几个洞，却没有受伤。我觉得他有同情心，就哭起来，他连忙安慰我。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个年青军人善良的心。
又一天，楼下军人进进出出，有说有笑有唱的，细听，是今天开公审大会。接着一个狼形瘦高个儿爬上楼来，一边爬一边说："三个。"我暗地里指指"莫营长"，对与我共一根绳的家门说；"就是我们三个了。"他绝望地说："怎么办？兄弟。"哭，哭不出泪。我已经麻木了。首先把"莫营长"拉下去，接着是赵家两个。之后，又喊："都把你们的行李拿下来，到区政府学习七天就回家。"就这样夹在军人中间，三三五五，十个八个，前后左右都有人，分几路顺田坎走，像进军般。走个把小时，到区政府。我们被安置在一间当街的房子，看见乡场街上肩扛大刀、标枪、猫叉的农民从四处汇集在一块大敞坪，声势很大。一会儿有人讲话，大呼口号，然后前呼后拥地押着六个人出去，枪毙了。五点多钟，区秘书和一个人来验收我们。这位区秘书我认识，是旧职员留用的。他问我为甚么被抓，我说不晓得。又问是在家被抓的还是在路上被抓的，我说是在家被抓的，我很少出门。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是暂时的。我们连同被押在区政府的三十多人一起，按所谓"罪行轻重"分两行列队。当晚我们被关在一家楼上，有民兵看守。
第二天传我去问话，我又慌又怕，又听不懂问话人的口音，答错了，他给我纠正。最后说："你妻子陆祥英拿来一张保状，盖了很多章，我叫她明天开会再拿来，亲手交给康政委。经讨论，你就可以回去了。"我猜想是区秘书为我说了好话，内心太感谢他了，有救星了。万没想到事情突变，第二天区秘书竟也成了阶下囚，和我们关在一起。天啊，我这溺水者好不容易攀着了船，而船又翻了。还有甚么活路啊。
说来也真巧，接任区秘书的是我们那个乡的陈指导员，前段时间为上公粮的事，他找过我说话，让我转告八公（我八叔），要积极上粮、出�，起带头作用，有时间进城买点新书来看。末了还说如果我有事可以找他。我当时只当是客气话。一天，下着毛毛雨，他湿拉拉地来到我们的囚室。"你在这里。"他见到我后说，我连忙站起来。"不晓得为哪样关我，请指导员你设法放我出去。"其他七八个人也"指导员""指导员"的叫着。他抬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也盘腿坐在地板上。每个人的情况他都问了一下，临走时说："我就是来放你们的，要不我来干甚么。"我心想，救命恩人真的来了。第二天叫我去问话，甚么大学生、副团长都不提了，只问是否参加过土匪，今后回去怎么办。又说回去跟八公说，要主动上粮、出�，起带头作用。"好，你可以走了，但要缴几天的伙食费。"不知哪时我妻子已到外面，应声道粮已带来缴了。楼下伙房的人也说"缴了，缴了。"我就这样回家了。
谢天谢地，不幸中之万幸，我总算脱离了死亡线。
不久的一个上午，第三保保长柏开祥被杀。柏，荔波县人，四十来岁，有文化，有干才，当保长简直太屈了。但为人太过分，初解放时，地方人见到他，如群羊见狼。听说第三保那些人被抓、被害，都是他的"功劳"。
二
部队转移了，听说要去解放"小台湾"――凯酉，区政府也搬走了。
凯酉这个地方，离我们乡二十来里路。一块长长的坝子，二三十户人家一个寨子，共有七八个，周围是山。听说一帮土匪聚集在这里，妄称"小台湾"，其实都是些愚昧的乡民，根本不堪一击。
一天，对门寨的陆某、黎某挑着简单的行李，拿着一封未封口的信到我家来。因从不与他们往来，所以我有些诧异。小黎把信交给我，说滕指导员叫我们到黄土、打赖――临时区政府学习七天，我茫然了，家里慌做一团。信上注明他们两个是贫下中农，我则没注明甚么。我想滕指导员可能是出于关心，才不注明，但别人看了可不这样想。不管怎样，都得去，就挑了一床被盖，七天口粮，三个人一起上路了。我边走边想，改朝换代自然有些人要过关，我做了十天"离魂梦"，不仅未做完，反成了隐患。
向南走了二十几里山路，到了一个偏僻的寨子。有三个军人在劈柴，当时已经盛行称"同志"了，就问："请问同志，我们是来学习的，到哪里报到？"他们都立起身来，斧头扛在肩上，看我们几眼，抬手指道，那里烟囱冒烟的房子就是。我们转身就走，听到后面的一个说："这家伙一定是个当官的。"我心里咚的一震，小黎他们也听到了，靠近我，说："表哥，表哥，他说你是当官的。"我说："瞎讲，走。"其实我心里跳个不停。
走了三四十丈，就到了。房子已有不少人，都是来学习的，见有新人到，都拥来，有的问，有的笑。我一看，都是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村青年，还有不少是认识的。我问到哪里报到，都说就在这里，拿米来煮饭吃就行了，没有人管。又有人关心地说，"你这样不行，郭指导员来看到你这样，马上就认出你没劳动过，就要到对门那个房子学习。里面十几个人，就是这样送过去的，有解放军看守。听说要送进城去学习。"我着了慌，找一位姓王的本家换衣服穿，他同情我，就换了。又用他的一匹旧白布把头裹起来。有的说行，有的笑，有的说还不行，指导员看到你的手脸，还是认出来。我也有此顾虑，就借故去灶口烤火，暗地里化妆起来，用一块小石片在手脸上乱划，使有些地方脱皮�血，接着抹灰、抹锅烟。大家这一看，拿我当把戏观赏，我央求说："都甚么时候了，还开玩笑。"一个叫杨通成的，年岁稍大，向来吊二，爱开玩笑，他说："怕卵，他们没有人在。"他们早来两天，根本不在乎。我最焦心的是有人检举揭发。
第二天中午，被指定当班长的说指导员来了，原地坐下，马上开会。两小间房子，装着四五十个人，挤得满满的，我蹲在一个阴暗角落。指导员坐在小凳子上点名，起始还看一下，后来就不看了，很快就点了过去。这位指导员，北方人，大个子，紫檀肉，鹰勾鼻，话声嗡嗡，使人惧怕。点名之后是诉苦会，有说的，有笑的，咿咿唔唔。不作记录，也不可能作记录。我不发言，就混过去了。会开了个把小时才散，指导员走了，我才松了口气。天将黑，有人来告诉我："你家有人来看你，就在前边转弯处。"我过去一看，是我妻子，她正打摆子，发高烧，话都说不出来，颤抖得几乎站不稳，又背着一个半岁多的孩子，由另一个女子陪伴来。我说你来做甚么，我没得事。她说那天你说走就走了，不知你在哪里。我说天要黑了，你们到哪里歇？她说前面有人家，这个��带我去。说罢就走了。
第二天早饭后，一位地方干部来喊："听着，领导指示，要在前面这个山头筑一个碉堡，现在出工。"于是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钉耙，有的拿撮箕，我拿了一把十字镐，到山头上挖开了。杨通成站在最高点，边说边挖。他声音大，随时随地都听得到。他说："今天有个把人，说尖不尖，说秃不秃，拿一把洋镐倒尖不秃。"
我远远地对着他，愁眉苦脸地向他表示哀求，他还是"怕卵，他们没有人在。"才做了一个多小时，有有人来通知："碉堡不筑了，都回去。"这样又过了一天。
第三天早饭后，仍然是那位地方干部来喊："都到会议室集合，领导要讲话。"不远处一栋五间木板民房，楼上打通，摆满木靠椅，是区政府的临时会议室。一位领导讲了一通，最后说："你们回去后，要安分守己，好好劳动，人民政府对你们是宽大的。现在可以走了。"于是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到处是嗡嗡的说话声。正在收拾行李时，那位地方干部又来了，"大家听着，领导有新指示，今天不能回家，乐康地段要修一个碉堡，马上走。修好后就回家。"一下子大家又蔫了。两个干部押送，走七八里羊肠小道，到乐康，一个大寨子，很不错。押队的人说："各找住所，哪家都行。"我们六个人住在一家，主人家很好，器具、柴火随便用。说来也荒唐，看天还早，我竟打发小黎去我家取了几斤肉来吃，因为大家对我好，我想表示一下我的感激。小黎刚走，主人暗地里对我说："对门家今晚请你去吃酒。"
一问才知我们王家有一个姐嫁在这里，今晚她接儿媳妇。我说现在我这个情况，怎么能去吃酒？主人家又说："没有人会说的。"我又说我一文钱都没带，主人家说："我帮你垫送，天黑有人来接你。"我再也不好推辞。天黑了，有人接我过去，其实客人都散了，只有三个人陪我吃了一顿，就溜回来了。
天亮小黎提了几斤肉回来。乐康的人说："幸好昨天你们过来，昨晚有一帮土匪围攻打赖，听说老百姓有死有伤。"大家都觉得幸运。押队的干部叫了几个人去要修碉堡的地方察看，准备明天开工。可到了明天又说碉堡不修了，带上行李回到打赖去。这下大家吓软了，脱不了手，也许还会被关起来，一个个垂头丧气。回到打赖，直送会议室，猜今天要关在会议室了，殊不知一位领导又来讲话："大家回去后安分守己，现在可以走了。"我们轰的一下跳起来，还是小陆、小黎我们三人同路。
到了家，心想，终于脱难了。八叔听说我回来了，就过我家来，大唬我一顿："才去几天，就这样饿，马上打发人来拿肉。万一人家说你通匪，暗递消息，我看你怎么办？"我听了也毛骨耸然，不敢吭声。
写于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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